其次“工”的特点也越来越突出，《文镜秘府论》记载对偶有二十九种形式，并且评出了各种形式的优劣，说明当时对偶已经成为诗歌创作的重点技术。在各种诗体当中律诗尤其容易形成这样的倾向：

“声谐语俪，故往往易工而难化。能求之章法，不难于字句争长，则体虽近而气脉入古矣。”

直到中晚唐时期，开始认识到对仗的过于讲究会对诗歌格调和气象形成束缚，才渐渐开始重新用散文化的句式来掺杂改变。

再次近体诗把实景意象的分量加重，诗歌当中多用含蓄的抒情方式，通过附着于实意象的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等来表达，减少虚词，少发议论，降低“空”的比例。

近体诗强调上面四种对立的参差变化，均无规律性。一旦有了秩序和规律，那么变化不再带给读者出人意料的惊奇，不再让人期盼和猜想，篇章就落入俗套。古典诗中的变换，大抵不外就上述的几种方法或纡徐或陡险交相为用，贵于融合章法，按脉络而安排，形成各种不同的节奏。

古典诗歌的章法变化还有“正奇”这个概念。“正奇”这组对立是前面所述所有变化规则的上位概念，分别指诗中的变与不变。前述四种对立中任何一种不成立都是篇章的沿袭，为正；四种对立有任何一种成立，就产生变化，为奇。任何篇章的任何部分都有承袭有变化，正和奇成为对立又统一的概念，此正为彼奇，此奇又为彼正。

比如《登高》诗中，第一联和第二联之间都是实景，“空实”这组变化没有发生，所以为“正”，但是发生了“宽紧”的变化，这又是“奇”。有正就有奇，每个篇章单元的“正奇”控制与各种规则的变化相撞。“正奇”的对立并不是虚设，它是变中之变，把每一种对立的变化都彻底贯彻到篇章当中，所以“正奇”对立代表了古典诗歌篇章中一以贯之的“变”的基本精神。

我们可以从这些篇章“变化”的手法技巧当中看出，古典诗歌篇章注重整体架构上的变化，诗歌中必须出现开合、断续、抑扬、离合的对立，甚至对来去无影无踪的“飞”大力提倡。近体诗对信息含量的追求还让开合、断续、抑扬对立在篇章当中出现的频率大大高于以前。

《诗经》中并没有“变化”的强行规定，当时篇章的组合方式并没有一定的标准，篇章结构单纯。魏晋永明年间谢灵运等人创作的山水诗，篇章结构方式仍比较单一，通常诗歌大半部分由写景的句子排列下来，用小部分篇幅作议论性的总结。意象排列多按照自然的空间布局，内部很少形成“断裂”，更少“飞”手法的运用。

近体诗中“起承转合”具有法令性的作用之后，增加了篇章中的对抗力量，古典诗歌篇章结构变得复杂多了。这样刻意“变化”的篇章完全摒弃了平稳过渡的绝对圆形结构形式，强调篇章中的对极力量，同时诗歌也注重材料组织方式的变化。

随着诗歌创作技巧的成熟，变化的手法也越来越丰富繁多，尤其是近体诗，对于篇章变化的要求很高。至此，古典诗歌基本上进入了自觉运用“变化”的精神来驾驭篇章的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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